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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史:漢代至南北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5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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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2-08-08

漢代至南北朝火災概況

公元前206年建立的漢朝,曾達到政治上統一,經濟文化發達,武力強大,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強盛時期之一。全國人口在西漢時已有5,959萬人。漢代農業和冶鐵、煮鹽等手工業得到蓬勃發展,已發現石油、煤炭和天然氣,并開始用煤冶鐵,利用天然氣煮鹽。據《博物志》記載:“臨邛(在四川省)火井一所,縱寬五尺,深二、三丈”,“井上煮鹽”。據說諸葛亮曾前往觀看?!度A陽國志》也曾記載該縣火井“火焰出,通耀數十里”。在農業、手工業和官、私營商業發展的基礎上,漢代出現了更多的城市。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列舉了十九個著名的都會。漢朝京城長安是全國的政治、商業中心,洛陽、邯鄲、臨淄、宛(即南陽)、成都等城市成為較大的地區性商業中心,江陵、武昌、建業(又稱建康,即南京)、揚州、番禹(今廣州)等地也相繼成為比較繁榮的城市。由于“秦磚漢瓦”的大量應用,木結構建筑技術逐漸成熟,許多城市和建筑物已具有相當的規模。西漢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長安城住有八萬零八百戶,246,200人,城內有九個(集)市和許多樓房。相傳長安并干樓高約50丈。街衡相徑”的棋盤式布局是我國古代封建城市中最常見的形式,在漢代長安城中已經基本上表現出來。該城有16個封閉式的街坊,當時稱為“閭里”(閭即里門,夜間定時關閉,禁止居民出入)。長安的長樂宮、未央宮、明堂,長信宮等,大多是由宮殿和臺、榭、閣、廊等組成的龐大建筑群。即使在魏、蜀、吳三國鼎立和南北朝全國分裂,經濟凋敞、民不聊生的情況下,驕奢淫逸的封建統治階級也不曾停止營建宮殿的浩大工程。廣大勞動人民則住在用木、竹或茅草搭建的簡陋房屋中,有些人甚至沒有棲身之處。

由于社會生產的發展、物質生活條件的變化以及人口的增多,兩漢至南北朝時期的火災情況從發生的次數和造成的損失來看,都比先秦時期有了顯著的增長。

一、不少地區先后發生重大火災

據記載,漢武帝劉徹即位時(公元前140年),“河內(在今河南省)失火,燒千余家”。劉徹派使臣汲黯前往視察,汲黯上奏稱:“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即“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漢代巴郡首府江州(今四川重慶),房屋大多依山而建,層層疊疊,主要采用竹、木結構,加之坡勢險陡,引水困難,極易起火成災。漢桓帝永興二年(公元154年)三月,巴郡太守但望在給桓帝劉志的上疏中說:“郡治江州…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長安城以東的灞河上曾經建有一座灞橋,據說在漢代是人們送客時折柳贈別之處。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三月,這座橋發生火災,火勢由東向西蔓延,“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直到“橋盡火滅”。經事后調查,這起火災系“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撩”所引起的。東漢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潞縣(今通縣)城中起火,飛火燒至城外,“燔千余家”。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殺百五人”,次年該縣又失火,“燒五百四十人”。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阿)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漢安元年(公元142年)三月,雒陽(今洛陽)劉漢等一百九十七家為火所燒,同年十二月該城又發生火災。西晉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十一月,“襄陽火,死者三千余人”。東晉太和年間(公元366至371年)中期,會稽(今紹興)發生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一斛為五斗)。炎焰薇天,不可撲滅”。三國以后,南京的火災情況相當突出。吳永安六年(公元263年)冬十月癸未,“建業(即南京,當時吳國都城)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吳建衡二年(公元270年)三月,建業(即南京)發生大火,“燒萬余家,死者七百人”。東晉義熙九年(公元413年),建康(當時系京都)發生“大火,燒數千家”;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鸱郎蹙?,猶自不絕”。南朝時建康亦為京邑,元徽三年(公元475年)正月發生重大火災,三月又著了一把大火,“燒兩岸數千家”。南朝梁國中興元年(公元510年)以后,建康“城內常夜失火”,使官員百姓“夜中驚懼”。武昌自晉朝以后火災情況也比較突出。東晉太(大)興二年(公元319年),“武昌火起,興眾救之。救于此而發于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東晉元興二年(公元403年),“武昌大火,燒數千家”。至于漢代至南北朝時期農村火災情況,在一般史書中很少記載。

二、宮殿火災相當嚴重,寺廟火災增多

據記載,漢代長安城著名的未央宮曾不只一次地發生火災。如西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七月,未央宮的凌室(即藏冰室)和織室先后起火;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未央宮柏梁臺發生火災。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帝)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痹塾朗妓哪辏ü?3年),“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官東司馬門災”,東漢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十月,承福殿火,帝(指順帝劉保)避御云臺”?;傅垩屿浒四辏ü?65年)十一月壬子,洛陽“德陽殿西閣、北門黃寺火,延及廣義、神虎門,燒殺人?!?據稱“是時連月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靈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二月,洛陽“南宮云臺災,火半月乃滅”。云臺中“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也”,起火時數百根椽子同時燃燒,延燒樂成門、白虎門、嘉德殿、和歡殿等許多建筑。東晉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六月,后趙主石虎的太武殿起火,“光耀照天,金石皆盡,火月余乃滅?!蹦铣R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八月,東昏侯宮內發生火災,“燒屋三千余間”。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后官三千余間”。此外,武庫也曾發生重大火災。東漢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二月,武庫起火,“燒兵器二十五種,直(值)千萬以上?!蔽鲿x惠帝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冬十月,洛陽武庫發生大火,“累代異寶、王莽頭(冠)、孔子屐(鞋)、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

佛教自漢代傳入我國以后,至南北朝極為興盛。梁武帝時,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700余所。據說北魏在正光(元年為公元520年)以后,曾有佛寺三萬余所,僧尼二百多萬人。在佛教盛行的情況下,寺廟火災逐漸增多。其中最大的一起火災,是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二月洛陽城內永寧寺大火。據《洛陽伽藍記,記述,該“寺中有九層浮圖(即佛塔)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指洛陽)百里已遙見之”。塔北有“佛震一所…僧尼樓觀一千余間…外國所獻經象,皆存此寺。寺院墻皆旋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也。”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火初從第八級(層)中平旦大發”。梁孝武帝“登凌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事長孫稚將羽林軍一千人)數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這座高達百丈的木質佛塔起火后,火勢十分兇猛,宛如沖天火炬。當時缺乏撲救高層建筑的登高器具和滅火器材,盡管派去一千名官兵施救,也無能為力。據說永寧寺發生火災時,“百姓道俗前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即和尚)赴火而死(即佛家舍身救難之意)?!笨梢娺@所寺院大火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影響。

三、由于自燃、玩火以及火攻等原因造成一些火災

按史料記載,西漢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夏,“震南山火,林木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數十畝皆焦黃”。這起火災是否因雷擊引起,已無法查考。不過,據稱北魏永寧寺大火則是由于雷擊起火所造成的。晉朝司空張華在《博物志》中說:“積油滿萬石,則自燃生火,晉泰始(年間)中(期)武庫火積油所致”,當指植物油自燃起火。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五月戊寅,“河內泌縣(在今河南?。勺匀?,稍增至百余步,五日乃滅”。該沼澤是否系泥煤自燃無史料佐證。在治鐵過程中也發生過起火爆炸事故。例如,西漢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正月,“沛郡鐵官治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爐分為十一。爐中鐵銷散如流星,皆上去?!蹦铣惡笾鞯澝鞫辏ü?88年)五月,東冶在鑄鐵時發生火災,據稱“有物赤色如數斗自天飛鎔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墻外,燒民家?!比绻@一記載屬實,可能是隕石墜落而引起鐵水飛濺以致成災。這種難以避免的火災事故是極為罕見的。然而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國子監發生的火災卻另當別論。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正月,“立國子監,學生多頑囂,因風放火,焚房百余間”。對此,《宋書》的編撰者感嘆地說:“考課不厲,賞黜無章,有育才之名,無收賢之實”??梢姈|晉國子監管教不嚴,學生不僅不能培養成才,甚至在刮風時玩火,成了火災的禍首。

 

 

對火災的不同認識

隨著火災的逐漸增多,人們自然要了解和研究火災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火災。南朝時宋國范曄在《后漢書·五行志》中提出:“火失其性而為災也”,被稱之為“災火”。這種提法,同現代人們所說的火災就是燃燒在失去控制的條件下迅速擴展而造成的災害,似乎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但是,為什么火會“失去性而為災”呢?這里需要追溯一下人們對火災的認識過程。

我國在夏、商代曾經相傳五行說(首見于《尚書·洪范篇),認為水、火、金、木、土是構成萬物的五種要素,它們各有自己的屬性,如“火炎上”(火性炎熱向上),“火味苦”(有焦氣)。除早期的五行說外,還有早期的八卦說,即用乾三、坤三、震三、巽三、坎三、離三、艮三、兌三等八種符號分別代表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認為陰“-”與陽“一”結合而形成萬物。早期的五行說和八卦說具有原始的樸素的唯物論特征和一定的辯證因素,后來逐漸帶有唯心論的色彩。戰國時鄒衍把五行與陰陽兩種思想結合而成陰陽五行說,神秘主義的色彩更加濃厚。漢代儒家學者董仲舒用陰陽五行說來推論火災等災害的成因,提出唯心主義的“天人感應”論。他研究了春秋時代的一些火災等災害,認為“天”為“五行之主”;“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遼東高(帝)廟,高園便殿相繼發生火災后,董仲舒撰寫了《高廟園對》一文。他論古談今,說春秋時代魯定公、魯哀公執政時所以在宮室的兩觀(即宮闕)、桓公廟、厘公廟和毫社(即殷社)先后發生火災,是因為這“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圣人也”,而“今高廟不當立遼東,高園殿不當立居陵旁,于禮亦不當立,與魯(國當時)所災同…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

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不料這篇文稿尚未上奏,就在家中被一個對他抱有私見的官員偷去,呈送給武帝。武帝召集諸儒議論這篇文章,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不知道它是自己老師寫的,指出該文的論點“大愚”。于是武帝罷了董仲舒的中大夫官職,并要處以死刑。后來董仲舒雖然被“詔赦下”,免于一死,卻嚇得再也不敢談論災害了。其實,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本來就是隨心所欲的牽強附會之說,但它一旦有損于皇帝的尊嚴,與朝政相抵觸,那是絕對不能被容許的。

東漢時班固繼承了董仲舒的這種災異說,提出“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動眾,不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東漢時郎顗也認為:“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逆,可敬而不可慢”。后代各朝史官撰寫五行志或災異志,幾乎都以此為正統。

盡管如此,歷史上各種唯心的災異說并不能使所有的人都信服。早在春秋時代,魯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五月,宋、衛、陳,鄭國發生火災之前,鄭國大夫神灶提出要用璀華、玉豫(系兩種玉制的寶器》來擦火,以祭神求免火災。子產則說:“天道遠,人道邇(即近),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裨)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他就不大信“天道”,認為即使有人說中了果然起火,也不過是偶然猜中而已。漢代學者桓譚在《新論》中指出:“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是不足為怪的。東漢著名學者王充(公元27年至97年)在《論衡》一書中,繼承了先秦時代的唯物主義思想,總結了漢代自然科學成果,批判了當時流行的“天人感應”說和讖緯迷信思想。他在《論死

篇》中寫道:“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就是說,既然天下沒有無物質而能燃燒之火,人世間怎能有離開物質而獨立存在的精神。他認為,火災等“災異”是一種自然現象,“人之死如火之滅也?!?/span>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王充在《論衡》中用事實說明了雷擊起火的自然現象,一針見血地指出“雷為天怒,虛妄之言”。他說:“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即擊傷人)。世俗以為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有)陰過,飲食之不潔凈,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齁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他舉例論證說,東漢“建初四年(公元79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夫雷,火也?;饸庳呷?,人不得無跡。如灸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雷擊中頭部)則須發燒焦,中身(擊中身體)則皮膚灼燎,臨其尸上聞火氣…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盡管從近代物理學的觀點來看,王充把雷電看成火還未能闡明雷電作用的本質,但他通過實地觀察,揭示出雷電產生的高熱而引起燃燒起火和雷擊的自然現象。這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確實是一種唯物主義的精辟論斷,表現了我國人民的智慧。王充從科學上批駁了“天人感應”之類的唯心論觀點,對于引導人們正確地認識火災的成因,積極地同火災進行斗爭是很有意義的。

 

 

漢代至南北朝人們同火災的斗爭

西漢以來,同火災作斗爭已成為負責治安的官吏們的一項重要職責。據《后漢書·百官志》記載,漢朝設有“執金吾”(金吾是一種銅制的兩端以黃金涂飾的棒形武器),以“掌官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同時設有“衛尉”,以“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即巡行宮中)。由執金吾和衛尉分別兼管城內和官廷中有關火災等事宜。有人曾把執金吾稱為漢代主管消防的官員,這是不確切的。因為執金吾的任務是防御和處理水火盜賊等非常事件,正如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一書中所指出的,執金吾是衛戍官一類的官職。漢代還制定了一些防火規章制度,例如,“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治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即夏至和立秋以后,禁止放火燒荒,并禁止用木炭鑄鐵或燒礦石,以防止發生火災。西晉時期,有些人對防御火患也很重視。潘岳曾賦詩稱:“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后趙主石勒(公元319年至332年在位)下達過禁令,規定“百鼓之后燃火者鞭一百,延燒一家斬五部都督”。這說明當時的火禁是很嚴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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